天津桥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，是著名的“七天建筑”之一。它横跨洛水，南接天街，北对端门，自隋至宋存在了500多年，是许多历史事件及王朝兴衰的见证者。

天津桥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，是著名的“七天建筑”之一。它横跨洛水，南接天街，北对端门，自隋至宋存在了500多年，是许多历史事件及王朝兴衰的见证者。

今天，人们期待着天津桥重新面世，借此机会，我们也来聊聊有关它的往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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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行岌访妾平冤

在《大唐新语》中，唐人刘肃记载了一则张行岌断案平冤的故事。五代的《疑狱集》、宋代的《折狱龟鉴》等对其都有收录，称为“行岌访妾”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武周时期的神都洛阳，断案的关键地点在天津桥上。

当时，有人诬告驸马崔宣谋反，还事先诱藏了崔宣的小妾，声称崔宣担心小妾告发自己，已将其杀死并“投尸于洛水”。

崔宣出身博陵崔氏，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七女馆陶公主的驸马。武则天命御史张行岌审理此案，可张行岌连审两次，都找不到崔宣谋反的证据。武则天很生气，认为张行岌办案不力，打算让酷吏来俊臣接替他，并厉声道：“崔宣若杀小妾，反状自明。现在找不到小妾，他又如何自证清白？”

张行岌怕了，忙逼着崔家去寻访小妾的下落。崔宣的堂弟崔思兢来到天津桥东的洛水中桥上，“多置钱帛，募匿妾者”，但一无所获。不过，他发现了一件蹊跷事儿，那就是不管家里人私下商议什么，诬告者总是很快就知道了。

毫无疑问，家中出了内鬼，这人会是谁呢？崔思兢决定试探一下。他故意对崔宣的妻子说：“快准备三百匹绢，我要雇刺客把诬告者杀掉。”然后自己躲藏起来，静待内鬼现身。

果然，天还没亮，一个姓舒的门客就从崔家溜出，过天津桥到御史台贿赂守门人，将消息传递给了诬告者。诬告者随即大声吵嚷起来，说：“崔家要雇人刺杀我！”

这个门客是外地人，在崔家时间已久，崔宣待他就如自家子侄一般。崔思兢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，将他堵在天津桥上骂道：“你这个阴险小人！崔宣要是谋反，你必然会被定为同谋，怎么可能脱得了干系？现在只要你找出崔家小妾，我就给你五百匹缣，足够你回乡安稳过一辈子。不然，你必死无疑！”

门客认了错，将崔思兢引到诬告者家中，找到了小妾的藏身之处。至此案情大白，崔宣被判无罪。审理此案的是御史张行岌，因此人称“行岌访妾”。

为救父拦路献妹

还是在武周时期，吉顼(音同须)在天津桥南献妹救父，后来官至宰相。女皇武则天对他十分信任，无论处斩酷吏来俊臣还是还政李唐，都听了他的建议。

吉顼是洛阳人，进士及第后当过明堂尉。唐人张鷟(音同卓)在《朝野佥载》中说，其父任易州刺史时收受赃物，按律当斩。吉顼为了营救父亲，在天津桥南拦住下朝的魏王武承嗣，拜伏在地，口称死罪。武承嗣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我有两个妹妹，长得都不错，想送去侍奉大王。”武承嗣欣然接受，“遂犊车载入”。

可是，进了武家后，吉顼的两个妹妹一连三天都不说话。武承嗣觉得奇怪，就问她们怎么回事，两人说：“父亲犯了国法，我们终日为此担忧，没有心情闲聊啊！”武承嗣手握权柄，当即决定免除其父极刑，又将吉顼升为御史中丞。

吉顼身材魁梧，走起路来昂首阔步，被同僚戏称为“望柳骆驼”。他能言善辩，很快就被女皇武则天引为心腹。

神功元年(公元697年)六月，酷吏来俊臣被判死罪，武则天却认为他有功于国，迟迟不肯批复。一日，吉顼随武则天游园，趁机进谏道：“现在朝野都对来俊臣一案感到疑惑。他聚党营私，残害忠良，赃贿如山，冤魂满路，这样的国贼死何足惜！”听了这话，武则天才痛下决心，“诛俊臣于西市”，人们拍手称快。

此时武则天已经年老，为立储之事烦心不已。吉顼与狄仁杰一样，认为诸武不得民心，应该还政李唐。他让张易之、张昌宗劝说女皇，将庐陵王李显迎回洛阳，立为太子。最终，武则天采纳了这个建议。

圣历二年(公元699年)正月，武则天成立控鹤府，以张氏兄弟为控鹤监，吉顼也被引为控鹤府内供奉。当年腊月，他升任天官侍郎，随后当了宰相。然而，因为支持太子李显，他得罪了武氏诸王。

久视元年(公元700年)，吉顼在朝堂上与河内王武懿宗发生争执，武则天被激怒了，认为他轻视武氏子弟，将其贬出洛阳。此后不久，吉顼去世。

崔以清假造灵符

唐代尊崇道教，封老子为玄元皇帝。唐玄宗天宝初年，有人声称在天津桥北见到玄元皇帝显灵，并假造灵符，想以此来谋求富贵。不料，这个谎言很快就被东京留守王倕(音同垂)识破了。

栽在王倕手里的人叫崔以清。他并不是第一个假造灵符的人，最早这么做的是陈王府参军田同秀。田同秀为何胆子这么大？因为他将唐玄宗的心思摸透了。

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开元二十九年(公元741年)的冬天格外寒冷。短短20天时间，唐玄宗的堂兄李守礼、长兄李宪先后去世，他悲痛难抑，号哭失声，次年正月初一即宣布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天宝。

到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，唐玄宗已当了30年皇帝，开始追求享乐，喜欢祥瑞。田同秀便不失时机地奏报，说在西京见到了玄元皇帝，玄元皇帝还赐了灵符，就藏在桃林县(今灵宝)故函谷关的尹喜之宅。

唐玄宗得到灵符后十分高兴，群臣也认为“函谷宝符，潜应年号”，纷纷上表祝贺。当年二月，朝廷大张旗鼓地祭天地，改官名，并将桃林县改为灵宝县，田同秀也被升为朝散大夫。尽管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称，“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”，即怀疑灵符为田同秀假造，但没人敢当着唐玄宗的面把话说破。

隔了一年，清河人崔以清说“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，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”。唐玄宗派人去挖，也真的找到了灵符。

东京留守王倕看不下去了，将崔以清抓来审问，又将其假造灵符的事奏报朝廷。唐玄宗“亦不深罪”，只将崔以清流放了事，又下诏说自己遍览古籍，认为唐虞时期值得效仿，“可改天宝三年为载”。

唐虞是唐尧与虞舜的合称。《尔雅》中说：“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载。”唐玄宗改年为载，以为自己开创的盛世能比肩尧舜。然而，天宝十四载(公元755年)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大唐从此由盛转衰。三年之后，唐肃宗李亨收复两京，又改载为年，这才为唐玄宗时期的假造灵符事件画上句号。（洛报融媒·洛阳网首席记者 张广英）